抗战时期，无线电通信大范围的应用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敌后抗战中。图为晋察冀军区无线电训练班学员使用手摇发电机，保证电信联络畅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档案馆供图

　　西柏坡纪念馆内有一条电报长廊，长廊两侧的墙面上，满布密密麻麻的电文。解放战争后期，依靠无线电通信这条军情传递捷径，党中央在西柏坡“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打败了”。

　　事实上，早在抗战时期，无线电通信就已然浮现在冀中战场，在我军联络以及抄收新闻、气象报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地区的无线电通信工作获得了更大发展。图为晋察冀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1947年成立）学员在野外训练报务技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档案馆供图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平津，后沿京汉、津浦路南犯冀中。在日军铁蹄践踏下，部队南撤。1937年10月，员、时任东北军第53军第691团团长的吕正操，率部于晋县（今晋州市）小樵镇誓师，将部队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挥师北上抗日。

　　人民自卫军为冀中敌后战场带来了第一部电台，这在当时还是一个稀罕物，被称作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这部电台先是与晋察冀军区A-051台（代号）建立了联络，开启了冀中与晋察冀领导机关的无线电通信，后又与八路军总部F-151台、延安X002台建立了无线月，晋察冀军区又派报务员张鹤山携带一部电台，来到人民自卫军一团（后编入冀中第一军分区）工作。

　　1938年5月，人民自卫军与蠡县籍老红军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合并，建立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冀中地区部队的整合，带动了军区机关和各区部队无线年初，冀中各分区、区党委都配备了电台，冀中地区无线电通信网逐渐建立。

　　1939年5月，冀中军区对无线电管理体制进行了整顿，成立了冀中军区无线电中队，建立政治委员制度。随后，各分区也相继成立无线年底，冀中军区各正规团大多数都配备了电台。各团无线电配有电台队长、机务员、报务员。冀中军区上能联系延安、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下能联系各分区、主力团。不仅如此，冀中军区还与冀南、冀鲁豫军区等建立了协同通信，保证了军事行动通信联络的畅通。

　　到1942年4月，冀中无线电通信发展到了最高峰，这时，军区电台共有50余部，分布于冀中军区机关、区党委、新闻系统、行政公署和各个分区，形成了一张紧密的通信联络网，保证了战时冀中党、政、军信息的及时传递。

　　战场上，军情瞬息万变。抗战时期，在冀中，较之日军，我方无线电通信人员和物资配置仍然处于劣势。但是英勇无畏的电台队员们却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坚守火线，确保了军情传递通畅。

　　出于保护电台安全的考虑，部队收发电报多是在夜里。遇到突发情况，部队需要急行军，经常是部队开拔了，报务员还要带着电台留下来，等候发收电报，达成目标后再追赶部队，万分危险。紧急状况下，他们只能就地隐藏电台，或是将其埋在地里，或是将其沉入水中，等安全了再取回电台。

　　1939年冬，冀中军区南进支队参加了讨逆战役，随战冀鲁豫地区。由于参战部队较多，加之日夜行军追歼叛贼，电台工作量剧增。

　　当时我军根据紧急程度，将电报等级分为“平报”“急报”“火急报”“万急报”“十万火急报”“万万火急报”。常常是部队临出发了，机要科却送来几封“万万火急”电报，电报员必须迅速投入工作，发完后，便抓紧追赶部队。可经常是，电报员刚到宿营地，就又有“万万火急”电报等待拍发，电报员又要马上架起天线，准确及时传递新的战斗部署。几个月中，电台队员随军发报，不间断地和冀鲁豫军区、十八集团军总部、冀南八旅等兄弟部队联络，从未出现重大通信事故。

　　1940年春季反“扫荡”时，冀中九分区机关和直属部队转移到保定清苑的一个村庄，电台分队刚架好电台，联通了上级，村外的战斗就打响了。于是，撤线人员迅速上房撤线，可值班报务员却大声喊道：“别撤线，军区有指示‘万万火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电台队长指示所有人准备好，一定要完成电报接收任务。不远处，枪炮声四起，可接收电报的工作人员却冷静沉着，坚持收报。最终，几名队员赶在敌人进村前顺利完成了接收任务，并将设备安全撤离。

　　1943年2月，冀中六分区在武邑县卢家口村计划召开敌工部长会议，突遇敌人围攻。激战数时，司令部决定通过电台向冀南五分区请求增援。炮火声中，往常联络通畅的电台却突发故障，无论发报员怎么转动度盘都接收不到信号。十万火急之时，有经验的电台长突然捕捉到了新的波长。“万万火急！万万火急！”一遍遍地呼叫、变频中，电台长终于插叫成功，几十组的求援电报很快发完。半个小时后，对方回电了，简短的电报清晰传来：已派一连轻装跑步增援，距你们五十里。这时，千斤重担落地，电台队员们才长舒了一口气。随后，他们又和特务连的战士们一起投入了战斗。

　　1942年，日军在冀中地区开展“五一大扫荡”。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之下，各抗日根据地岗楼如林，沟路如网，电话有线通信中断，人员信件传递困难，无线电成为军情传递和接收新华社消息的主要通信手段。

　　为了提高收发效率，电台部队又进一步提升业务要求：一是开设、撤收电台要快，随时机动架线联络；二是对长报提出了“多边”要求，即边抄、边送、边译，以及边译、边送、边发；三是做到“快”，即快收、快译、快送，以及快译、快送、快发。

　　当时，电台极为珍贵，往往一个团只配有一部电台，电台队员都是宁肯丢命也不轻易丢掉通信器材，实际做到了“人在电台在”“与电台共存亡”。冀中八分区薛村突围战斗中，报务主任庞树楷用身体掩护马达，中弹牺牲；冀中南进支队在李家洼突围后，发现马达未能带出来，三名摇机员连夜返回战场，在二人遭敌俘虏的情况下，一人仍冒死将马达抢回。

　　“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军分区机关和一部分部队，转移到白洋淀和胜芳大苇塘里坚持斗争。渔船上、芦苇荡中，电台队员想方设法架设天线，在老乡们的掩护帮助下转移躲藏。夏天，水面上的蚊子叮人叮得厉害，晚上收发电报时，没有蚊帐的电台队员只能穿上棉大衣，头包桑皮纸。面对敌人的封锁，缺吃少穿的电台队员就在附近寻找苇根、鸡头米和鸟蛋充饥。

　　不仅如此，电台队员还练就了一身随机应变、迅速转移的好本领。遇上电台耳机丢失，他们就用有线排话机上的受话器代替；联络不通时，他们想方设法采取转报、转告（叫）差呼、盲发等方法，直到能顺利发出电报；敌人射断天线，接线员就拿芦苇绑住紫铜线接着发报……就这样，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冀中地区的红色电波也从未中断。

　　1942年，日伪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后，为了加强对冀中地区的统治，不仅建立了很多伪政权，还到处修碉堡、挖封锁沟。

　　在这种形势下，冀中对敌斗争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地道战，冀中的无线电通信工作也随着地道战的开展转入地下。

　　一开始，电台队员和当地老乡一起挖“蛤蟆墩”，但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战士和老乡们集思广益，决定挖新的地道或者改造“堡垒户”的地道，专门用于无线电通信。仅当年冀中九分区所挖的电台“堡垒户”就有22个。

　　根据当时电台工作的特点，地道长度一般要30—40米，需要建在房子下面，才不易被敌人破坏。内部要能放置全套设备，还要设休息室、卡口和翻口，此外，地道里还要布置枪眼、瞭望孔、通气孔以及突围用的暗口，达到能打、能藏、能全天工作和“三防”的要求。

　　电台信号要好，就得把近两百根细铜丝绞合成的天线架在地道外的房上或院内，非常惹人注目。电台队员们多次改进，把天线拧在多股麻绳里，工作时拴在院里，扔到房上，再晾晒几件衣服，使之就像一根普普通通的晒衣绳，既不妨碍发射电波，又隐蔽伪装得很好。

　　发电报时，为了隐蔽手摇马达工作的嗡嗡声，电台队员就把马达放到地道靠里的休息室中，将收发报机放到洞口一侧的“猫耳洞”里。一是因为这里靠近洞口比较干燥，机器不易受潮；二是因为在这一个位置发报，天线进洞少，可提升发射效率。发电报时，需要同时摇动马达，未解决马达和发报机分隔两处的问题，电台队员便在地道两端拉一条绳子，绳子上再拴个小铃铛，报务员一拉铃，摇机员就摇，再一拉就停，两人合作默契。

　　就这样，电台队员们摸索出了一套利用地道昼夜工作的方法，既隐蔽安全，又保证了战斗中无线电通信的顺畅。

　　在艰苦的环境、残酷的斗争中，冀中的无线电通信之所以在地道中都没有中断，离不开英雄的人民。遍布在各个村庄的“堡垒户”，不仅帮各分区将备用器材、电池等用蜡封存好，藏到自家的夹墙中、麦地里，还帮着电台部队隐蔽作战。

　　1944年3月的一天，冀中十分区电台刚转移到大魏庄“堡垒户”王振江家里，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一进门就抓住王振江问：“八路藏在哪儿？地道在哪儿？”王振江回答道：“我一个老百姓哪知道。”敌人不信，就到屋里找。地道口设在锅台底下，王振江的老伴儿怕被敌人发现，急忙抱来一捆柴，说是给“皇军”烧水喝，结果弄得满屋子是烟，把敌人给呛了出去。敌人没有搜到电台，就迁怒于王振江，对他进行严刑拷打。老人吃尽了苦头，但始终没有暴露电台。正是在百姓们的拼死掩护下，电台的信号才能坚持发出。

　　冀中无线电通信部队在战火中诞生，在熔炉中锤炼，在战斗中成长。抗日战争中，这支队伍的情报传递工作，为取得反对敌人“围剿”、冬春季反“扫荡”、保卫麦收、百团大战和反蚕食斗争等重要战斗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这支队伍的日臻成熟，也为解放战争中我军使用无线通信联络指挥大兵团作战，准备了条件。

　　1939年5月，冀中军区无线电中队成立后，一方面大力培养通信技术人员，另一方面积极筹备器材，使无线电通信建设适应冀中地区军事发展的步伐。

　　冀中军区和各分区先是从地方上动员了20多名懂通信技术的人员充实队伍，又相继从晋察冀军区、120师、延安三局以及晋西北调来7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

　　早在1938年1月，人民自卫军司令部通信营就开办了“报务训练队”，选调和招收学员培训通信技术。冀中军区正式成立后，在安平成立了“冀中军区司令部无线电训练队”。在教学中，冀中军区请来了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的韩重仁担任电训队教务主任，主持训练工作。学员主要学习机务、英文、报务三个课题。训练队前后共开办十期，训练学员520人左右。各分区、南进支队和军区党委等也自行开办了规模不等的报务训练队（班），前后共培训无线多人。

　　在敌人的层层封锁下，电台器材来之不易。当时我军前线主要使用的电台型号为两支“71”A管哈特莱式发报机和三支“30”管再生式收报机，这些器材大多数来源于军区配发、收缴或自制组装。虽然当时的延安通信材料厂可自产小型收发报机，但产量小且多为组装机。各区的发报机很多配件还是从群众捐献的旧收音机上拆下来的。收发报机元件数值、质量都达不到严格要求，信号较差。

　　这种条件下，冀中军区想方设法解决无线电设备问题，不但成立了机务室，积极仿制哈特莱式发报机和再生式收报机，还维修、改制电子设备，基本满足了电台器械配发和日常养护的需求。

　　在冀中各分区，有的小队还自制电池，用手电筒的小电池焊接组成一块大电池，电力不足时一节节地进行仔细的检测，有电的再接着使用。后来，有了手摇马达，电台的动力问题才有所缓解。

　　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冀中的无线电通信队伍逐渐壮大，无线电通信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为抗日前线的信息传递以及后来的隐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